先生的杂志还是没有白送。因为1931年10月14日的申报，登载“南京专电”称：“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
也就是说，这年10月，胡适又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前，他与丁文江曾奉召去南京晋见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真的特别召见胡适、丁文江，“垂询”大局，在蒋氏的那一面，对胡适是相当的器重了。因此，有说，这便是胡适第一次晋见蒋介石。谒蒋以后，他便迅速去上海开会，会毕又迅即北上。
但是，对此，相关方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有明确的记录：1932年11月28日，前一天他应王世杰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此时也在武汉。28日上午参观了武大后，“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按胡适日记的说法，他第一次见蒋，时间是一年多以后，地点是武汉而不是南京。
这么大的事，胡适的日记是不会记错的。而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理由，比如，有说对这次见面，“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但是，凭胡适的人品，他的日记应当更可信。
只是，胡适此时得到蒋某人的青睐，这应该是事实。因为，1931年11月11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真十一日”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
只是因为胡适“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
胡适得此际遇，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关于“约法”的意见，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
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
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
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
上述提案，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最后全体会议议决：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
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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