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显然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算是回归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几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的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学堂，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
第二年，“发起各斋组织自治会”，发表论性演说，驳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宣扬王阳明等人的主张：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做了西一斋第二班班长，因为同学被开除而向上抗议，被记大过，而生去意。
在中国公学。该校由不满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办，与革命党关系密切，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胡适加入竞业学会，该学会创办竞业旬报；他在报上写白话文，写章回小说真如岛，“自由发表和整理思想”，最后还成为该报主编。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接触并且痴迷于古体诗歌，“发奋读诗，想要做个诗人”，后来还“颇有少年诗人之名”。
按时间与事件脉络，我怎样到外国去主要记述了从1908到1910年间发生的中国公学学潮事件与考取留美官费一事。前一事简述：中国公学由于种种原因从学生为主体的“共和国家”制度变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学生争取治校权利，组织了“校友会”，遭到压迫，于是一群学生退学而筹办“中国新公学”，但终因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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