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台心想自己，其实也是死鸭子嘴硬，就是不管小兰和孟昶如何解释，自己都不相信，这隐士只有有学问的人才可以称为隐士。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受了后来那些武侠的荼毒吧。哪些隐居山林的大侠客，世外高人，岂不是都是隐士。高深莫测隐居世外，怎么能说是士族才能是隐士呢？
也许，哪些武侠大家也是有这样的心理，所以才把这一观点给更正过来，写成了室外高楼，这些室外高人也不见得都是有学问的吧，或许都还是大字未识一个了，普通老百姓就是修炼了绝世神功，才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缘。
不过从字面意思来说，看起来还真是士族才能称其为隐士吧？不然这个古代人交流起来也没有现代人这样的公平，人人平等的理念，所以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而且这些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情况，是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根本了！
英台笑道：“忽官忽隐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假隐：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名隐实官，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以隐求官，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又说：“当然还有，无奈而隐，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真隐而仕：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隐于朝”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名为“大隐”，实为大患。”
英台心想，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隐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当今宇太者，隐士乎？然也，非也。
林子轩笑道：“阮瑀《隐士》诗词，四皓南隐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孰知富生祸，取富不取贫。宝玉忌出璞，出璞先为尘。松柏忌出山，出山先为薪。君子隐石壁，道书为我邻。寝兴思其义，澹泊味始真。陶公自放归，尚平去有依。草木择地生，禽鸟顺性飞。——孟郊《隐士》”
英台笑道：“强效忘机者，斯人尚未忘。——孟郊《怀南岳隐士》潜书周隐士，白云今有期。——元稹《寄隐客》近闻胡隐士，潜认得心王。不恨百年促，翻悲万劫长。有修终有限，无事亦无殃。慎莫通方便，应机不顿忘。百年都几日，何事苦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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