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在另一处，胡适坦率地承认韦莲司对他的影响：“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确之航线前进。然而，迄今为止，除足下之外，还没有人能给予吾如此之帮助，而这正是吾之所极需的。”
1915年上半年胡适写了几首情诗，都是中文的，无疑是在抒发对韦莲司的爱意。
韦莲司在给胡适的信中也以她“高格调的方式”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包含着“性吸引”。
但是她认为“最高层次的人”生活的真正意义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因此她要胡适和她自己看重“性吸引”“本来的价值，自觉地抛开它的实用性”，要超越它而专注于“亲近的、激发思想交流的**”。
在一封信中韦莲司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两个最高类型的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说这一关系不应以世俗标准来判断，而只能从“思想的范畴”来理解。
两人真心地相爱，是徜徉于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一对恋人，把艺术、文学和诗编织进自己的恋情之中。对胡适和韦莲司这两个“最高类型”的人来说，坠入情网肯定要触动“自我”sef的最深层次。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他真实的自我。
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达到了顶峰，这时候的胡适开始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对男女青年行为的束缚。
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还拿美国与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俄国青年享有比美国更多的自由。他从俄国小说中读到，俄国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媪”所不能理解的。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这里的“老媪”，应该是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应该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
胡适与韦莲司夫人的关系总体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时候她对胡适与自己女儿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不愿意让他们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在一起。
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伊萨卡，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母亲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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