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著名演说家的讲演颇唤起他的共鸣。这位“时彦”讲演的是“论全球政治”，其中也谈到“双重标准”的问题。
胡适在日记中惺惺相惜：这位博士声称“今世国际交涉之无道德，以为对内对外乃有两种道德，两种标准。其所用名词‘双料的标准’（Double Standard），与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词以为独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几欲自夸‘智者所见略同’矣”。
但两个月过后，他的想法似乎有所改变。那是作了一次题为“大同”的演说后，他再次征引了那句话“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认为那种“但论国界，不辨是非”是“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演说后，有两位听众对胡适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一位夫人认为：这句话（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的真实意思不是“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这位夫人的解读不可谓无道理，也能理解她对自己国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不顾国之是非，而仅仅就因为它是“My country”，也只能说，这是旧农业文明时代的情感了。
几天后胡适又遇见了Smpson教授，又聊到了这个问题。这位教授说：“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耐心地给胡适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兄弟一道出行，弟弟因为醉酒而有辱于路人，对方如果拔剑而起，那么，做哥哥的是保卫喝醉的弟弟呢，还是置之不顾呢，抑或帮助受辱者？这个教授其实也是在表达他对“My country”的理解，他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但，无论这个并不伦类的例子，还是他的结论，都难让人苟同。兄弟是血缘，而个人与国家并无这种关系，这个比喻是跛脚的。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出生地并非就是父母之邦，即以美国而论，任何人如果在美国出生，就可以是美国人，而他的父母却可能不是。同样，一对美国夫妇也可以收养一个他国儿童，只要儿童的父母或国家同意。因此，把“My country”视为“父母之邦”，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状况。
何况，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古老的《诗经》还有“适彼乐土，誓将去汝”的意识。更何况，依这两位北美人士的说法，又何以解释他们的先辈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本邦而来北美？这分明是“誓将去汝”的跨国现代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用脚投票”。它的精神内涵应当这样表述：“自由在哪里，祖国就在哪里”。
可是，胡适似乎被侃晕了，听了这位先生和女士的话，联想到自己对故国的情愫，便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检讨：“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好在胡适写完这篇“师友匡正”的日记后，仍然思考这个问题。同一天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者，则是另一问题。”
在此，胡适再一次匡正了自己。“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矣；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矣。”
这是胡适经过一个大转折后，自我更新，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对自己国家的有一说一，包括批评，是爱国的表现，也是世界公民的表现。这正是开头那句诗的表白：“彼爱其祖国最挚者，真乃世界公民也。”
留学时的胡适是一个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用英文抄录了一些大同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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