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还有就是，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很重要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胡适说过：“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无疑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评价。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
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有很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
有一天晚上，布氏在伊萨卡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
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
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
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袁世凯坐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
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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