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大学生，明知林纾先生的是刻意攻击本校教员，是丑闻，继续承担转交使命，令人难以理解。与林纾先生有师生之谊，固然宜爱林君；但毕竟也是北大学生，更宜爱护本校。林纾先生作此等，意在毁坏北大名誉，“而你竟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那么你对母校爱护之心，安乎，否乎”？蔡元培还表示，自己平生从来不喜欢“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纾先生骂我，我将“哀矜之不暇”，只是替他难过，哪里还有什么遗憾不理解呢？要说我有什么不理解的话，还是你张厚载先生如此爱护“本师”林纾先生，“安乎，否乎？究竟是爱林君，还是害林君呢”？
在复张厚载信的同时，蔡元培也给林纾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即《答林君琴南函》，同样发表在《公言报》上。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就林纾对北大，对陈独秀，对胡适等人的攻击或批评略有辩解。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件事情。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自己办大学的两点主张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对于教员，以学术水平造诣为主。教员在学校的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
蔡元培强调，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便如您老琴南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假使有人批评您老以此等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学，难道不觉得好笑吗？然则革新一派，即或偶有过激之论，但只要与学校课程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强以其责任尽归之于学校呢”？
蔡元培的解释或许有道理，但在林纾看来，他并不是指责蔡元培对北大管理不力，而是期望他利用与那些年轻激进分子特殊关系，对这些文化激进主义者稍作提醒，不要让他们毫无顾忌鼓吹过激之论，对传统，对文学，尽量持一种适度保守的态度。
林纾似乎清醒地知道，他与胡适、陈独秀这些年轻人发生冲突，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攻击谩骂，但因为事关大是大非，他也不好放弃自己的原则听之任之。林纾决心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周旋到底。
然而林纾为道义献身的想法并不被新知识分子圈所认同，当他的《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引起新知识分子圈集体反对。李大钊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思想的人应该本着所信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鲁迅也抓住林纾自称“清室举人”却又在“中华民国”维护纲常名教的矛盾性格大加嘲讽，敬告林纾既然不是敝中华民国的人，以后就不要再干涉敝国事情了罢。
与此同时，《每周评论》第号全文转载林纾这篇影射《荆生》。下一期即第号组织文章对《荆生》逐段点评，并摘录北京、上海、四川等地数十家报章杂志谴责林纾这篇影射的文章，以《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为题，作为“特别附录”发表。
林纾（年月日—年月日），中国近代文学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岁至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
光绪八年（年）中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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