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陆荣廷率领桂军入粤后，桂系溃败出粤的祸根就埋下了。
一入粤陆荣廷就借口减轻人民负担，先裁减军队，其意是削去广东地方军力，强令广东省长朱庆澜交出亲军十二营，其意只在削去广东地方军力。又借口北伐需钱粮，而开弛赌禁，接管兵工厂、造币厂等重要部门，把这些部门都通通掌握在陆的亲信手中。
陆荣廷成为两广巡阅使后，以结兰兄弟陈炳焜为广东都督，妻舅谭浩明为广西都督，清楚地表明绿林与裙带关系是桂系不成文的用人任官原则。
陆荣廷一直将广东当做滋养广西的奶妈。广东每一座兵工厂所造的枪弹，先满足桂军，再运回广西，粤人军队不能染指。造币厂造出银毫，概运回桂，使广西财政富足，而广东银根短小，毫币低落。粤人亏损，年复一年，致使粤人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如日剧增。
广西将领视广东为冒险者的乐园，运米营私，走私鸦片，私卖矿产，等等利润大风险高的产业也都被广西人所把持。桂系中的高层官员，大部分都成了富翁。
这些人自己在做坏事，还要封住广东人的嘴，对报纸的舆论进行严格控制。
《南越报》的记者李汇泉，因抗议开赌，《民主报》的编辑陈耿夫，因揭发桂系的官场内幕，竟被谭浩明、莫荣新分别以扰乱军心等罪名将其枪杀。
民心尽失，桂系在广东注定只能是失败者，陈炯明回师广东时，广东民军纷纷响应是最有力的注解。
当粤军大兵压境时，身在武鸣的陆荣廷，发电报给部将莫荣新、马济、林虎、沈鸿英等，要求他们增加兵力据城死守。这些人的回答差不多都是“不可加兵守城”，因为“民心已去，守之有损，弃之有益”。
陆荣廷当然也深知民心之重要，但逝者如斯，为时已晚。
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
三十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三十一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
但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当时还在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同样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不顾一切自说自话的大作“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则和北京政府针锋相对，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宣称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桂系在统治广东时，联合政学系极力排斥孙中山这位大元帅。
在桂系和政学系的主导下，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曾召开广州非常国会开会，讨论改组军政府。出席议员八十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四十余人，多数通过，孙中山只好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
接下来于五月二十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自孙中山离开广东去上海后，广东护法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名存实亡。
桂系退出广东后，为广东护法政府的重组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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