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其随军出发。这其实是在“声东击西”，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进军郑州。其计划是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地予以迎击。
段祺瑞认为在河南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
但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北京就变成张作霖的天下了，这便使得段祺瑞，被迫放弃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
六月十三日，一直出语惊人的吴佩孚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
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是因为这个建议不但遭致皖系的强烈反对，八省联盟内部也是一片反对之声。联盟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张作霖为此而大发脾气，就连吴的上司曹锟也一个劲地摇头。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但考虑到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的虎将，其军队又能征善战，因此而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但是，吴这一通电得到南方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造成北方风云突变。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六月十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六月十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六月十五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日，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
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五百万元作为战费。
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日本方面本来是愿意帮这个忙的。只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样，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了。美英等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监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
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五百万元没能如愿。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大的致命伤是两个，一个是主张武统，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心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国人对日如对过街老鼠，皖系的亲日自是大失人心。
即便是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这两个人是很不得人心。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不过是袁世凯的宠儿，善溜须拍马而不堪大用。皖系的将领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回事，段祺瑞在重要关头更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六月十六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六月十七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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