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东东路士子抛下矜持，主动为同舟社的人才战略摇旗呐喊之前，徐泽就已经在思考同舟社未来的人才战略了。
深入治理河北两路需要更多的人才，不久之后将要开启的北伐同样需要大量的行政人才治理新征服的地区。
这些人才还不能等到打完了仗有了新地盘，再临时招募，那样做的效率很低不说，同舟社独特的管理体系也不允许这么做。
同舟社的治理体系更加深入社会底层，也对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仓促之间招一批只会吟诗作赋当官老爷的人才管理地方，不仅发挥不了应有作用，还会坏大事。
与赵宋置换人才的做法也是可一不可二，赵宋自身都缺干实事的人才。
要有效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并保证组织的持续活力，就必须形成势力自身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管理长效机制。
在这个问题上，徐泽并没有标新立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还是科举选官。
科举的本质是设科考试、举士任官，国家通过考试的形式筛选政权所需的人才。
事实证明，这套制度因考试的局限性，会有很多弊病，但废除这套制度，产生的问题会更多。
考试并非是最好的选才方式，却是可操作的最公平选才方式，一直到徐泽穿越过来的后世，考试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常用手段。
那个时代的人才选拔，也仍然是“新科举”。
同舟社举办科举，主要问题有两点。
一是考什么。
赵宋进士科最初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导致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等问题。
王安石当政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改革。
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确定以论、策取士的方针。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分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宗泽当年作万言文，实际应判不合格）。
后来旧党当政，因为党争，《三经新义》被取消，科举的内容也随之多次变化。
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赵佶登基以后，大略恢复王安石时的做法，又因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增设了画学，并将之正式纳入科举之中，是最早的国家级“艺考”。
很明显，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同舟社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经”，自然不用考经义，画学这种用于装点盛世的“艺考”也不是现在该考虑的内容。
而只考策、论的话，书院教授的大量自然学科内容又没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考试内容必然要折中选择。
二是怎么考。
不管哪一朝的科举，都是朝廷通过考试的手段选拔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不是挑选读书的尖子。
说白了，你读书再厉害，做不了实事，做不了朝廷需要你做的实事，都不是朝廷需要的人才。
尽管绝大部分情况下，读书厉害的人考试通常也厉害，但把读书的能力和做事的本事结合起来，通过考试选拔会做事的人才，才是统治者设计科举制度必须考虑的内容。
大概因为时间尚短，经验还不足，又或许的基数还小，没有形成数量优势，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同舟社通过书院培养了大批中低端技术人才，但培养的管理人才始终很低端。
而未经书院培养的旧行政人才在执行政令中的表现，也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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