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且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
眼见得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向对他们不利的方面转化，狂妄自大的日本军人和政客不甘于自动退出控制中国的舞台。他们也不敢在此时堂而皇之地向中国宣战，但是挑衅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上关东军司令部为此拟订了一个“满蒙问题处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变化，在东北四省实行某种谋略，造成行使武力借口的机会。”所谓某种谋略，列有四个目标：
内蒙|独立案；
间岛（延边）独立案；
北满（哈尔滨）骚扰案；
排日大暴动案。
日本人的计划是，随便哪一个案件发酵，都可以成为武力逼华、侵华的借口。可是计划订得没错，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
时过境迁，中国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在外蒙古彻底被张汉卿征服后北部边疆已稳，内蒙古也被一划为三：热河、察哈尔、绥远。传统的蒙古上层势力被大幅削减，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旧蒙头人在翻身牧民对人民党政|府忠诚下毫无机会。
用朝鲜人的骚乱来挑事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而且是惨败，这事就发生在晖春。
在张汉卿强硬的回击下，不但带头的韩人死了不少，连带着日本警察也有很大损失。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控制韩人的政策，大体就是收纳了顺民、镇压了暴民，显示出了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的决心。
哈尔滨暴动也好像行不通，几年前奉军对于北满方面的掌控已经不是日本人可以再度插手的了。没有武装参与的暴动，在预见会强硬反击的后果下，无疑是送死。
而且现在的哈尔滨已经不是十年前，流窜的白俄人与其它外来人口都已经得到有效管理，又是东北的大后方，想往这里插手是相当困难的。
即使在日本实际控制的南满铁路两侧，日本势力也被局限在铁路东西1公里，在长春以北的势力已经彻底被逐出。没有接应的所谓暴动，只能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搅不起很大的波浪。
于是，又有一个大川周明博士，计划暗杀几个在东北卖鸭片的日本浪人，激起冲突的计划；还有一个律师中野琥逸，打算炸毁辽阳铁桥…许许多多的阴谋诡计，石原莞尔都不以为然，历史上还是照他自己策划的办法，把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炸掉两截铁轨，制造出“九﹒一八事件”才了结。
不过关东军在东北的力量毕竟太薄弱了，如果东北人民军奋起迎击，这点军队无异于以卵击石，弄不好前功尽弃----正史上也只是几个主谋百十号人冒险侥幸成功了，那是因为中国内战内乱、边防不稳；现在形势不同了，顾虑的东西多了，所以想得要更复杂了。
从奉系强大的那一天起，在东北就没给日本好脸色：从奉系参加直皖大战，到1922年张次卿的全民对日宣言，还有不久前“五卅惨案”的处理，张作霖政|府对日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
统一的中国，对于东北日军的束缚更是严格，防备上也很“周到”：不但设置了沈阳军区，将人民军最精锐的五大主力军之一的29军常驻在沈阳，在东北又埋下“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十数万人马，以作为将来对日作战的重要兵源；此外还有三个省的武装警察及三个边防武警师。
一战后的日本也实施了军事改革。在陆军建设上，日本也想集中力量实现机械化、提高陆军机动作战能力。
不过，鉴于它的资源、国力基础先天的不利条件，以及它根本不可能像张汉卿那样能够有预见性地让中国的发展避开曲折，且没有战略性的大师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性的统筹，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远差于中国。
而且，不像中国从一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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