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鄂公（1884—1951），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生于南五洲胡家祠堂（原属江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少失父母，靠亲戚抚养，并读私塾，常得塾师周济。早年曾参加其兄胡荣珪领导的澧洲、华容、公安的洪门起义，失败后回乡务农。
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预备中学堂学习，时逢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他与同学熊德山、宁郭开、钱铁如等二十余人结为辅仁社，任社长，宣传革命。
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校；发起成立保定学生断发会；并组织共和会，在京、津、晋、桂、粤、鄂发展会员。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返鄂，任都督府高等侦探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大别山要塞监督等要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军全权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军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军代表办事处，胡兼任总指挥，又成立北方革命协会，被推为会长。
曾策划行刺袁世凯。
据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记载
汪精卫与袁世凯结成政治联盟后，汪曾将革命党在京、津、保的情况全盘提供给袁世凯。
袁“投之以李”，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
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虽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