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辽宁辽阳市，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弟。其父是道光进士，其兄弟尔震、尔巽、尔萃均考取进士，唯赵尔丰屡试不第，只能以纳捐为官，也就是买官，任职于广东。一八八四年任山西静乐知县，一八八八年调永济县令，得山西巡抚锡良赏识，随任于河南。
一九零三年锡良调任四川总督，赵又随之入川，先后任永宁道、建昌道、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督。
武昌起义后的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凌晨，在成都皇城坝召开公审大会公审赵尔丰，当众尽斥其罪，并将赵尔丰当场处决于皇城“明远楼”。
当然，这也是后话。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
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
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
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二十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一千余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相应武昌起义的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十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廷又急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虚，给武昌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立宪请愿活动、保路运动、特别是遍布四川的“同志军”地暴动，武昌起义的胜利是很难设想的。
袁家的人发现，自家老爷这段时间特别的亢奋，特别的关心时局，关注各方面的消息。
已经好些天没“蓑衣垂钓”了，一再地叮嘱家人，有电报和信件，要第一时间拿给他。
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这个家的平静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
事实上，从去年的年底起，朝廷就开始不断有人呼吁，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特别是外务部的呼声更高。
袁世凯在外务部时，对下属要求特别严，大家都很惧怕他，也很烦他，几乎都盼望他快点离开外务部。
他被开缺时，虽然没有人敢有所表示，但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乐开了花的。
但袁世凯离开后，外务部的业务处处干不上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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