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地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声势最大，事态最严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电报，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电报后，知此电文一传出，全省必定大乱，于是便把电文压下。
盛宣怀、端方又致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报，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十三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罗纶，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晋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人士，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邓孝可,字慕鲁,四川奉节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以后,邓氏长期从事于立宪政治活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长,主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等通过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刘声元，字立青，号凤书，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人。实业家、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为佛教僧人。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
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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