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朱坚决挽留，他才又勉强干下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待遇，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要和缓处理。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
5月19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胡适在会上发言，他说，中国的现状，不但青年人不满，中年人也不满。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胡适主张，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因为罢课的结果，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
1947年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19人受重伤，90余人受轻伤，20余人被逮捕。这便是五二〇血案。
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运动迅速席卷武汉、重庆、广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也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继“五二〇”游行之后，学生又接着罢课几天，延续到了5月23日。
胡适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反饥饿、反内战是你们对现实不满的反映，但长期罢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继续罢课会发生更大问题，希望同学早日复课。”
当时有一部分激进的同学，通过华北学联向全国各大学号召在6月2日发动更大规模的全国罢课、罢教、罢工、罢市运动。国民党政府非常震惊，通令全国各地严加防范，武力镇压。面对这一形势，胡适非常焦虑，怕在这一天发生流血事件。
他向北大学生自治会建议：“你们在6月2日那一天千万不要出去游行。”这一天，北平的专科以上院校大门都布满了军警，北大校门口堆起了沙包、铁丝网，架设起机关枪，装甲车在校园四周行驶，如临大敌。这一天，华北学联和北大自治会决定不上街游行，改在校内民主广场举行纪念民主烈士闻一多等人的追悼会，请胡适、周炳琳、钱端升、杨西梦等教授到会讲话。
胡适出席并作讲话，他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政治腐败，而又没有人出来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一改革的责任就落在学生身上了，中外历史皆是如此。这次你们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你们很有理智，很有秩序，能收能放，今天你们决定不游行，就是很理智的行动。”
他的讲话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北大就正常复课了，北平也没有发生大的流血事件。
1948年8月，国民党北平当局受上峰指令，要在全市大专学校逮捕所谓闹事学生。
8月19日清晨，北平11所专科以上院校都受到军警的包围，报纸上二次公布了名单，要上了名单的学生到特刑庭报到，不去者一律由军警进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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