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番事业，古代孔子、孟子、岳飞堪称代表，鲁迅与胡适的出现，同样亦可是证明。
他们是那个时代学者型思想大师的代表。鲁迅的《中国史略》是一部学术名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一部学术名著；鲁迅的《嵇康集》校释缜密谨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国章回考证》翔实新颖。鲁迅的杂文，犀利而深刻；胡适的政论文章，通俗而流畅。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之一。
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掀起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狂飙，其开风气的意义，彪炳史册。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战斗檄文开始，就直接把矛头对准旧道德旧文化，他所呐喊所鼓吹所抨击的，振聋发聩，其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意义，影响深远。在那个思想激荡的岁月，鲁迅和胡适站在时代的前列，冲锋陷阵，相互支持。
鲁迅曾对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大加赞扬，认为该书“警辟之至，大快人心!”并曾为胡适删阅过诗集《尝试集》。胡适则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短篇推崇备至，认为鲁迅的短篇是白话文学中“成绩最大的”。
他们曾经共同战斗，切磋学问，且有频繁的书信往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数年的友谊出现裂痕，随后势不两立，分道扬镳。
有人说，鲁迅最厉害的地方，是把人生的真相撕破给人看，撕到深处人孤独。而胡适最大的优点就是包容、理性、建设。鲁迅、胡适两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
面对历史和现实，鲁迅在每一页的字缝里，看到的都是“吃人”，看到了被“吃”的，没被吃尽剩下的，会继续被吃的。胡适看到的是活下来的，要继续活下去的，且能活得好一点的。
当我们读到鲁迅时，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而当我们读到胡适时，感觉到他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
鲁迅是酷， 胡适是暖。
1936年11月初，胡适由旧金山返程回国。在太平洋船上，写成《高梦旦先生小传》。
胡适从美国回来。过南京时，便听人说起苏雪林给蔡元培先生写的信。回到北平后，才捡出苏氏的这两封长信来。细细读了，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胡适想起近十年来，鲁迅对他常有批评，心里不愉快肯定是有的，特别是鲁迅斥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向侵略者“出卖灵魂”，他更觉得有些冤屈和愤慨。因此，对于苏女士的愤慨，他或许会有同感。但他坚决反对这样的私人攻击，特别是无中生有的谩骂。
他在给苏雪林的信写道“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胡适不仅自己一直没有发表过攻击鲁迅的文字；即使在这封私人通信里，他也只用了“狺狺”一个意气词语，而且着重的还是责备苏氏的“恶腔调”，劝她客观地持平论人。
真实的以德抱怨，而且是在私人信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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