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大会，也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它法团，完全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与安宁也。”
太平洋国际学会证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因此，其影响逐渐扩大，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政要的关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之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加之颜惠庆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曾率团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会。
在上海第四次年会会上，胡适提出“我们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任。”胡适的观点，得到与会很多人士的赞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
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它国家人们的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决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这些后果负责。
第六次年会会议地点是美国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ie pa
k），胡适是第三次率团出席。
临行前，胡适还惦记着北大的经费问题。这时，原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已经是教育部的部长。
他给王世杰发电报说“北大补助费，万望兄努力设法。梦麟六年苦斗，兄所深知，今当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适到达到美国旧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国当前的形势》。显然，他在利用一切机会，让美国人了解中国，以获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适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第六次年会。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
胡适在会上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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