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之是非离合，则宋儒之末节也，举本末而混同之不可，执其本以盖其末，亦也不可也。” 他用“圣人之经”的旗帜批判理学，指出：“朱子晚年有‘平生注经不免误己误人’之悔，此百世以下之所共闻。”“宋人往往妆饰圣经以为己之论学。” 哲学上，坚持气的一元论。说：“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吾见夫天地之始也，见夫天地之化之日出而不穷也，见夫万物之生死消长也，无非气者。天地之始于一交，气之动之，自一交以至万变，气之盛也，由万变以复归于无有也，气之尽也。” 反对理学家说理、性、道于气之上，认为理、性、道一定在气之中，气外无理、无性、无道。说：“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夫以形色为性，则气之外无性也。又曰‘浩然之气’，不曰理而曰气，则气之外无理也。《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领道于阴阳，则气之外无道也。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然则气其大始，而理其后起者哉!” 程廷祚的朴素唯物论比起颜李来较为彻底，这不仅表现在对理气关系的理解上，还反映在对鬼神的认识上。颜李是有神论者，而程廷祚则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指出：“鬼神起灭，皆人心所为。”修正了颜李有神论思想的缺陷。主要著作有《青溪文集》、《尚书通义》、《大易择言》等。 明清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清两代，连绵千载的封建文化与处于衰老没落阶段。在政治上，明代的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在文化上，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国家哲学，成为社会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中，它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 程朱理学这个濡染人的精神世界的“身心性命之说”，给社会带来的是伪妄之风的盛行。儒家学说本产生于社会生活，是实践中的伦理政治，是社会生活、人生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宋明理学则失去了这个实证特点，理学偏重发挥义理，从孔、孟的言论中抽出“理、气、道”范畴，从本体论角度论述了封建制度永恒的合理性。由于它把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当成了先验的范畴，并以此为中心展开认识活动，结果是抛弃了对发展中的现实世界的探讨，只剩下了对“理”的空洞论证与说教。当它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主宰了整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决定了社会价值标准时，便使传统的道德、伦理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僵化教条，进而成为形形色色的伪道学，从而导致各种伪妄腐朽的社会现象。 顾炎武描述明代士习时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先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这种没落的社会、文化心理，使明代社会从上到下迅速腐朽下来。神宗“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奄人四出聚敛，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文武官员“不知掌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封建制度极其文化即将走到尽头。 满清入关后，虽以较强的武力一度恢复了老大帝国外表的昌盛，但根本无法挽回封建文化整体的衰亡趋势。清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仍是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程朱理学。这时它只是统治者用来笼络汉族士人的工具，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纯粹成了读书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承袭了明代社会的伪妄特性。 但是，人们追求真知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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