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是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其实他自己也同样有很强的“宗教心”，而且，胡适更是个让人如坐春风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成为莫逆，就不奇怪了。
人们常用诤友，来形容二个人的亲密无间，其实，用诤友来形容胡适和丁文江的关系，可能更为恰当。
丁文江积极鼓励胡适参与政治生活，二人携手合作,共同组织了“努力社”,创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
19年，中国思想界爆发了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学派和玄学派的主将分别是丁文江和张君劢。这场笔墨官司一开战就吸引了新文化运动的几乎全部著名人物。论战的紧要关头，正在养病的胡适耐不住寂寞了，一篇《孙行者与张君劢》横空出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逻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然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手心。最终，科学派大获全胜，丁文江的个人声望也达到巅峰，成为很多学子心目中的青年导师。今天人们常说的“科学人生观”这一概念，就是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首先提出来的。
前边提到过，1933年11月，蒋廷黻发表《革命与专制》，胡适随即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等文对蒋的观点表示反对，由此开启了民主与独裁之争。
这场争论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当时社会的重要舆论力量，如蓝衣社、独立评论派、再生派、救国会、中社，以及《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晨报》等，无不卷入，形成了一场阵势壮观的思想大论战。
争论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参与。此时，他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国。考察中，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机。个人权威产生的统一和高效，对丁文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来了个“与时俱进”。
1934年12月，胡适再次发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以批评钱端升、吴景超等人鼓吹独裁政治的观点，从而触动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发表在《大公报》上。并在当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明这篇文章正是对胡适上文观点的“针锋相对之作”。事实确实如此，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为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即刻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显然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
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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