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年纪念五四一周年时，胡适就说过，“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192年在一次讲话中，胡适也曾说过，“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对于学子，胡适的基本主张是“安心向学”。退一步讲，“倘实在忍不住了，也不要罢课、游行、请愿此类‘合群的爱国’的事情，而应“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
1920年，10月11日，胡适在北大开学的演讲中说道：“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行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1923年，蔡元培因政治清明无望愤而辞职后，胡适用个人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但是，他说：“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他认为集体行动会给学生“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倚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
鲁迅亦对此类“合群的爱国”有过不留情面的论述，他说，“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鲁迅也认为学生运动实属无益。“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罢课证明无益无用，学习方是正事正业，这是胡适的主要观点。那么，在时事危急之时，胡适开出“镇静主义”的药方。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学校罢课后，胡适给那些受不住外面刺激的学生讲了歌德的故事。
德国文学家歌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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