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胡、陶二人对“建国大纲”的解释不尽相同，前者从宽，后者从严。尽管如此，用陶希圣本人的话来说，在国难时期，“我与胡先生是站在一起的”。尤其是后来有关“开放党禁”的文章，深得胡适的赞许。
1935年2月，陈之迈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一文。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归国后不久就参与到这场论战之中。自1934年至1937年，陈之迈共写了65篇论文，其中46篇发表于《独立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之迈表示不赞成“立即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却又认为“理论上、实际上都应该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
针对其中“对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的看法，胡适认为这与他的“民治幼稚观”没有多大区别，“许多太崇高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
不久，胡适又写下《再谈谈宪政》一文，并旧事重提，针对蒋廷黻曾对他当面说过的一句话：“你那一段议论（民治幼稚观）简直是笑话，不值得讨论。”胡适这时说，我的“僻见并不是笑话，乃是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的结论”，并说自己也修过政治理论和制度的课程，甚至在1912的美国大选年，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最后才奠定了对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
回望这一年零四个月、二个回合“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不难看出，胡适在当时所表达的民主思想虽然多半是应对他人的观点而诱发出来的种种论述，但其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和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政治统一非武力统一；二，民治幼稚观；三，民主宪政的诸多好处……已然构成了这一时期胡适主张“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理由。也这就是说，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必然。
胡适一生，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不论是在《努力周报》《新月》时期，还是《独立评论》五年中，以及之后的《自由中国》时代，都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于批判之外，也勇于肯定，突显自由和独立的本质立场。
胡适作为一名民主的斗士，一个为宪政事业奋斗一生的人，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他自己对于民主宪政的看法。虽然这场争论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政治复杂的局面，但是它再次开拓了人们的政治视野，至于胡适对民主思想的阐释，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对人们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与民主相对应的就是独裁，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支持独裁的人并不在少数，自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就未一天真正意义上安稳过，人们久乱思治，急需一位政治强人消灭割据完成统一。
独裁有利于对国家全局的掌控，更方便压制不同声调，迅速做到车同轨，书同文，形成一个真正的强有力中央。故而许多人支持独裁且反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行民主。
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完全统一的国家政府才能着手对内部进行改革。
用民主的方式能否做到这一点呢？胡适认为民主会以更好的方式完成这一目的，胡适对独裁思想的批判基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我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在胡适看来当时的中国没有哪位领袖具有如此的能力或者魅力，至于各个阶级，自身能力有都极其有限，并不适合进行专制。胡适以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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