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表示，他的观点“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文末又说：“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而胡适对蓝公武、李大钊二文的反应则是“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由此可见，双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既相互辩驳，又相互肯定，绝无后来政治论战中那种十足的火药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锋。
细读争论双方的观点，都有可圈可点之处，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平心静气的讨论问题，甚至相互学习和借鉴，何来剑拔弓张。
无论胡适、李大钊、蓝公武，都是个人品质很好的努力作学问和追求真理之人。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他们在哪些方面谁对谁错，谁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处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治学的态度，和讨论问题时的心怀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样搞起大批判来就你死我活。
著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 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 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
1922 年1 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便有感于“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因而认为必须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这份发刊词最后还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
1924 年，中国青年亦发表文章表示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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