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头处，李大钊尊称“适之先生”；落款处，注明“寄自昌黎五峰”。
此时，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离京之前，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当时“发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异，经几日思考，乃一一写出。
与蓝公武尚未“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不同，李大钊“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胡适“短兵相接”，本着探讨的态度，就“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问题作了回应。
李大钊也主张认真研究实际问题，不应空谈理论学说，而且胡适文章让自己“觉悟”了，“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钊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宣传、实行主义与研究、解决问题并不矛盾，而“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实行和运用“主义”去解决“问题”。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前提是要想办法使该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
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要研究各种问题必须先研究各种主义，如此，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如果把主义和问题隔开，社会问题和多数人“一点不生关系”，那就“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问题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李大钊反对胡适把“主义危险”和“空谈主义”有害混为一谈，认为这种危险并非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造成的。
怎样实行“主义”呢李大钊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应用两面”，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社会主义者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对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号”谈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这如同“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一样，但在处理时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更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正因为有人“假冒牌号”，我们更应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研究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方法。
尽管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很少谈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有些同人很不满意李大钊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但李大钊并不因此而隐瞒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反而旗帜鲜明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对所谓“过激党”“过激主义”等帽子，李大钊明确表示没有闲工夫理会它，“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胡适本打算写“再论问题与主义”，因为李大钊来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只好推迟自己的文章。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发表。
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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