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到来，在那里的人们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唯有斯人”。然而，蔡元培此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湘省的捐助款，别无任何救助资金。
而此时，法华教育会的财政已经频临破产。从年月到翌年月，三个月平均每个月经费开资增加四倍多，贷款已增加三倍多，教育会负债已高达六十余万法郎。
面对如此情况，蔡元培能有什么办法？连日里，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于月日和日，分别以会长名义，发布两个公告。
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对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帮助。
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只维持到月底为止。
对此，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拙。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过问学生经费事。”
“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对于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来说，应当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可不这样看。两个通告一出，立刻引出俭学生和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不满。
如周ei在当时的旅欧通讯所说“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
可以说，蔡元培这一生，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更遭青年学生非难诟病的了。
留法学界对两个通告的态度，大体为以下几种
其一、强烈责难。认为蔡元培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是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同情者。
其二、认为处置失当。周ei就曾提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
其三、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蔡元培的通告，不过是把事情挑明。
赵世炎言道；“现在根本动摇，就是没有忠于勤工。”
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需勤工俭学生自家猛醒，共同补救。”
这些人大多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
其四、能够理解。认为蔡元培此举。“纯系经济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付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
其五、蔡元培代人受过。
如张东荪所说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的讲，蔡元培的两个通告，在华法教育会频临破产之际，或早或晚是要做的事，蔡元培不做也得有人去做。
华法教育会做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毕竟不是个经济实体，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其能力肯定很有限。勤工俭学生将此会当作经济上的依赖，或者对其有很高的期望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另一方面，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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