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这样才能建功立业，谋取社会幸福，推进社会进步。
在社会伦理中，他还提出了“取之有道”的生财之道和“用之有益”的通财之义等等。
对于“爱国为本”的国家伦理。蔡元培认为“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爱国心为国家之元气。”爱国关系到国家兴衰，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之后，蔡元培又话锋一转，提出爱国不等于“爱君”，他指出国家是公权的国家，不是“全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他在强调国民对国家尽义务的同时，也强调国家对国民尽义务，二者都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此外，蔡元培还强调“依法治国”，他认为“吾人对于国家之本务。以遵守法律为第一义。”“法弊尚胜于无法”。他强调“执法必严”，认为“法律虽不允当仍须遵守。”这一“法治”的思想无疑是超前的，也是对“人治”的批判。
清末，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加上蔡元培留学西方的耳濡目染，使民主思想在《中学修身教科书》得到了很好体现：
提倡自存、自立、自决。蔡元培把自由思想融合到修己本务之中，他认为修己需要勤勉职分、节制、保持勇敢，甚至可以为国家急难而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同时他所描述的勇敢是具有独立之心的勇敢，他认为“勇敢之最著者为独立。”“独立之要有三。一曰自存。二曰自信。三曰自决。”他倡导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强调人要有独立之心，做到不依赖于人，以自己的思想、意志尽守职务，立足世界。
提倡夫妇平等、职业平等、国民平等。蔡元培把平等观念渗透到“家族”、“社会”和“国家”伦理之中，他提倡夫妇平等，批判“三从四德”的封建家庭伦理，他认为男女性质不同，夫妻各有本务，但是“男女平权”。他提倡职业平等，虽然职业有劳心劳力之分，但无高低等差，“凡一职业中。莫不有特享荣誉之人。盖职业无所谓高下。”他提倡国民平等，批判封建等级观念，认为国民并无等差，人人都有权利，人人都有义务，“权利义务二者相因”。
提倡公义、公德、博爱。蔡元培倡导的博爱不仅是救人于疾病、危难和穷困之中;而且能够为社会国家挺身而出;还能积极投身博爱事业，量力捐财，修河渠、缮堤防、筑港埠、开道路、拓荒芜，设医院、建学校、设图书馆，设育婴堂、养老院等。
蔡元培所描述的社会国家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也不是闭关锁国的所谓“泱泱大国”，他讲的社会是大社会，超越国界。他讲的博爱是人类之爱，不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还是人类社会的“相互待遇本务”，都是大爱。由此我们可以领略蔡元培的世界观念和国际情怀。
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蔡元培力图在修身教科书中把中西文化完美地结合起来，也确实堪称当时最好的范例。
《中学修身教科书》本着“实用主义”原则，贴近中学生生活实际，完全可以成为他们的“生活指南”。此套书虽然写在百年之前，但它表达的许多普遍的伦理道德，在今天一样值得学习借鉴。
《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则曾经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国内中学深受欢迎的教科书。
《中国伦理学史》之所以具有标志意义，不仅因其是蔡元培晚清时期的学术代表作，是国人写作伦理学史的开山之作，更因其是现代学术精神、道德意识与文化品格的结晶，是考察彼时“新学”逻辑、脉络与关怀的重要样本。
《中国伦理学史》把中国伦理学的历史分为三期，每期都有总论和结论。其下设章，每章介绍一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首先是该伦理学家的小结，然后介绍他的伦理思想，最后在结论中作者对该章伦理学家的思想稍加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蔡元培在撰写《中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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