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前景正在向他频频招手。
“点翰林”之后的第二年，蔡元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游历中度过的。
初夏时节，他先到宁波，又到上海，然后乘船溯长江西下，游览了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此次出游，他曾有散片日记，载述行程。
秋风乍起之时，他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与在广雅书局任职的陶濬宣等一般朋友，诗文酬酢，观澜华南名胜。
在广州南园，他曾戏作该省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篇。陶濬宣征得当地名士朱一新、徐琪、吴翔寅的评语各一则，辑印成《蔡太史拟墨》。
在此期间，陶濬宣多次向蔡讲述廖平在广雅书局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康有为为承其学说做成《新学伪经考》，引起士人不同反应等情况。蔡元培对此颇为关注，特意搜求廖康二人已印行的著作，以备研读。
冬天来临时，他又赴潮州，汕头等地。一直到转年的春天，才起程北返。
按说，身为庶吉士，到各地考察风土人情，是必修之课。
但这些等待重用的“翰林”，前途不可限量，谁知道以后能当多大的官？所以，各地官员都争先打点。因为等这些人高居庙堂时，再想亲近就不容易了。反正都是公费，人情可是个人的，何乐而不为。
久而久之，这些新贵人们，也都趁此机会，公费旅游还能赚些外快，被人们称作“鬻文卖钱”。不管蔡元培此行是不是有此意，所谓瓜田李下，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怪。
但是，不管怎么说，近一年的游历，蔡元培几乎走遍了自1842年以来最早与海外通商的口岸和地区。这对于一位中国传统教育塑造出来的青年士大夫来说，其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在补足“读万卷书”的缺憾，而行万里路。
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足以使他扩展视野，更新观念。蔡元培游离广州期间。康有为正在长兴里万木草堂招徒讲学。士林风气的更化和改革潜流的涌动，蔡元培不可能毫无觉察而无动于衷。
尽管上述感受可能尚属朦胧意识，但随着世事的变迁，会逐渐清晰起来的。
1894年春，蔡元培从广东返回绍兴。随即赴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以决定任用的一种例行考试。应散馆后，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
至此，不满28岁的蔡元培，已经达到了当时读书人羡慕不已的科举道路之极。
接下来，蔡元培便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
应同乡先辈李慈铭的邀请，他兼任了李慈铭之子李承候的家庭教师，为其讲述《春秋左氏传》；同时，他还为李慈铭代阅天津问津书院的课卷。此时的蔡元培一个人在京，平素就寓居李家。
蔡元培和李家上下相处得极佳，是个特别受欢迎的人。吃住在李家，也给蔡元培单身汉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
李府常有官员来拜访，李慈铭总是把蔡元培介绍给大家，这样就扩大了蔡的交往圈子，丰富了其人脉资源。这对于像蔡元培这样的初登政坛的官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广交朋友，是蔡元培的平生极好，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时候的人们，乡土观念极强。此期间，蔡元培与在京的浙江籍人士王式通、胡道南等人交往尤其密切，经常在一起作诗遣怀。
如果蔡元培一心仕途，如果当时中国的政治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故，那么蔡元培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则就可能青云直上、跻身达官显宦之列。
然而上面的两个都没有成真，蔡元培体制外的另类人生书卷，恰恰就从此时开始书写了。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爆发了撼动中外的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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