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八万英镑，又以三万五英镑作为手续费。
这件案子所以引起贪污嫌疑，在于罗文干经办此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是欠缺的。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八万镑，折合国币仅有六十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十余万元外，所余五十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不多的钱一分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
于是，便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需要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
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
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定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罗案一时之间成了大热点。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
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西方国家也因此而对北京政府大为不满。
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因此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
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
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何况众议院是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此案，所谓众议院的讨论通过也是有争议的。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
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黎元洪有滥用权力的问题，内阁不按程序办事，同样也是渎职行为。
但是，更为可憎的是这些国会的要员，不是为了明辨是非，而是将此事拿来，作为搞阴谋诡计的借口，足见手段之卑鄙。
国务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
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
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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