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至于真需要时，他会怎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这理所当然遭到各方的反对，耗尽了别人的气力，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当别人是小孩子吗？
于是，这个问题大家便争论不休、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对督军本人没参加也没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则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明显是针对直系的长江三督，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
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
长江三督很快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但除了争执，什么事都无法议决。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一千五百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
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二亿四千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八千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
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最终还是妥协，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
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
八月十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坚决反对，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又有精力关注中国了。
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同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他们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全力阻止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
于是，便联合起来，对中国发出强烈抗议。
日本政府迫于压力，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于是，发行金币的事也就只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军火。
天津会议是七月三十一日开始的，八月九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回，张作霖却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竟无意中发现，从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五百五十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一百八十余万元。经他他进一步追查，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小徐竟敢对他搞“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他心中对这个小徐已经很厌烦，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负人欺到了他的头上，怎么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声言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向张谢罪。
那些钱本来不是给奉军的，只是经一下他们的手。现在倒好，弄假成真，还得承诺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段祺瑞觉得很亏。
民国七年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于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组国会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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