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垣转危为安。
“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
“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张作霖没有能力执笔，这封信据说是他口授。虽然代笔之人有文字加工，但张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应该是真情流露。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
张走段的路线，冯德麟便倒向黎元洪。他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张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所为对手的对头便是自己人，黎元洪当然要站到冯德麟一边。这样的上下呼应，不但加剧了张和冯的矛盾，也促使府院纠纷更为紧张。而国会又参与其中，搞得更是“一团乱麻”。
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和国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和表现的机会。
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
电云：“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
“（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
“（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
“（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声附和。
梁启超很现实，拒绝了黎元洪，和实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
电报对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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