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袁世凯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同时，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六月十六日明令公布。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七月八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政府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在强烈反对签订签订“二十一条”的呼声中，全国各地还喊出了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被点名最多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主持谈判的陆徵祥当然也不能幸免。
陆徵祥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曾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出任外长后，陆徵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徵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或许，大家都清楚陆徵祥是被临时推出的，是被迫签的字，更多的时候把矛头指向了，被认为是亲日派的曹汝霖。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徵祥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徵祥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汝霖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现附录于下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
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廿一条觉书，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
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袁世凯），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风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
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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