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搞得民不聊生。
很多官场中人，都知道当家不易，管事很难，把事管好更难。相反，一些革命党人，一朝大权在手，便忘乎所以。以为有权真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乱搞一气；更有甚者因手中有权而很快腐化堕落。
很多人抱怨，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国初期民主潮流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际存在的两个营垒的对峙。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革命党人拥有相当的军政实力和革命声势，他们努力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等目标，使中国朝着实现共和的道路向前迈步。
袁世凯从表面上也不能不支持民主，一时间，民主的气氛较为浓厚。几百个社团、几十个党派群起纷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
做为革命党的主要代表的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宣布为公开政党，八月改组为国民党。立宪派控制的组织有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亦被允许注册和开展活动。
甚至像陈翼龙那些主张社会主义、攻击袁世凯政府的真诚的社会党人，也可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
据统计，至二次革命前，全国报纸总数近五百种，销售数量达四千二百万份。其中新创办的报纸，北京约有五十余种，居最多，上海次之，有四十多种，天津、广州分别为三十五、三十种。不仅拥袁的报刊，而且制袁、反袁的报刊也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各种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学说，亦允许见诸报端或公开演讲宣传。国民党背后资助的报纸，如上海《民权报》等“无日不骂项城”，当时也未遭到封闭捕杀之祸。
兴办企业是这一特殊时期出现的另一热潮。它与民主思潮有关且并发前进。
这一时期，应当说袁政府在抓经济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政策；大力提倡发展实业。
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这一切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各种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等，数量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及各省区。
新的民办厂矿企业猛增。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全国共设三千九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设厂一三一二家，将近达到一九零四—至一九一一年间每年设厂数的两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气氛的浓厚，文化教育事业也勃兴起来。大中小学数量明显增长，民国元年的学生总数超过宣统元年（1909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的增加尤快。
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这些当然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同时民主潮流的发展又似乎为人们提供了一幅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动“二次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很难不违民意。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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