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夜晚，北平学生救国会会长李衡天就在自家的书房中，与突然造访的昔日同志赵冬年，做了半宿的秘密长谈。
三不老胡同里的这座小四合院，院门紧锁；作为衡天先生书房的四间正房当中的一间，玻璃窗上的窗帘都拉得严严的，并且刻意没有点亮屋顶的灯泡，而是只开着书桌上的一盏台灯。
隔壁的朱工程师一家三口已然安寝，窗外的院落里显得格外寂静。西厢房前种植的几株丁香花，部分提早绽放的花朵将沁人的香气隔着门窗的缝隙送将进来。
辅仁大学国文学系李副教授的这间书房，格局很简单——临着南窗下是一条宽大的长书桌，其余三面墙则贴墙摆放着书架和博古架；书房中央是一张小巧精工的圆形八仙桌，配着四把紧致的红木靠背椅。
此刻，李衡天便与赵冬年坐在两把相邻的靠背椅上，两步开外的书桌上的台灯灯光，映到这里时已相当黯淡，恰好符合密谈的气氛。
如今的赵冬年，身份已经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派出的特别联络员，跟随一个武装先遣大队抵近北平西郊；他本人的任务便是潜入北平城，寻找残留在城内的**党员，重新建立起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率先寻找到的昔日北平学生救国会的党员战友李衡天，竟然在日伪的心脏地带重新拉起了救国会的旗帜，尽管人数只有二十几名，但无疑都是爱国抗日的青年精英，堪称是一大笔宝贵的财富。
对此，李衡天也不无得意，他向老战友详尽介绍了北平沦陷后秘密重建救国会的经历。如今的北平学生救国会，会员全部是来自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学生，其中有五名女会员。
“只是，我这个会长是自作主张、毛遂自荐的，没有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副会长富明伦同志也是我任命的，他是**预备党员——这些，都不算犯错误吧？”
“当然不算错误！”赵冬年兴奋地捅了捅近在咫尺的老战友：“日军占领北平，全城都处在枪口刺刀的高压统治下，你和富同志能够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敢于领导建立起北平学生救国会，这体现的是**员超强的胆识和魄力！我会将这一点着重向军区领导反映的。”
至于同样由李衡天做主任命的副会长富明伦，则是私立中国大学生物学系的讲师，沦陷后李衡天唯一能够在城内寻找到的原救国会同仁；据富本人反映，他在去年六月曾经向领导他们的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其后不久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使得他失去了党组织的考验和衡量。
“还有一事，富老师的兄长、北平电车公司的司机富海祥，替救国会运送宣传传单，前不久不幸被日伪军警查获；富海祥夫妇为保护富明伦而双双遭到杀害。”李衡天情绪悲愤地讲道。
“你要把全部细节都记录下来，”赵冬年听罢也十分激动：“将来一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这些爱国同胞的英勇行为，必须被历史铭记——还有，富明伦老师作为救国会副会长、眼下的情况如何？是否存在暴露的危险？”
辅仁大学副教授摇摇头，表示日本宪兵应该尚未发现富明伦与其兄嫂的家族关联，在事发最初转移隐蔽了两天之后，目前富老师已经返回中国大学继续上班工作。
“还是不可大意，尤其是发生了刺杀王克敏事件之后，日伪军警正在高度戒备——我会尽快出城向方大队长汇报，让他派人协助我建立一条通往城外的地下交通线。今后再有同志发生危险，将有条件迅速被安全转移出城。”
闻听此言，李衡天备感欣慰。接下来，他讲述了救国会恢复成立以来的几次重大行动。阳历新年过后，针对日伪势力不断向城内仅存的几所高等院校渗透压迫，北平学生救国会先后发起了三次有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东城几条重要街道，夜间张贴抗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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