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跑来紧急报信的嫂子口中获悉了兄长遭日本人抓捕、被押到家中抄查窝藏的传单，北平学生救国会副会长富明伦马上意识到，应该是兄长不小心露了马脚而被人告了密——否则，日本人不可能这么快而准地扑到一个普通的电车司机那里起获传单。他一边派人去通知自己的上级、救国会会长李衡天，一边从其执教的中国大学的校址（新皮库胡同一带）、赶往市电车公司位于崇文门外磁器口的车厂。
路上，心急如焚的富明伦已经在做着最坏的打算，如果白纸黑字、证据确凿的传单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即便想找理由掩饰和推诿都没有了一丝可能，搭救兄长近乎绝望。
但眼下最难的还是，不清楚日本人将兄长带往了何处？查抄兄长住宅的时候，嫂子恰好出门买菜，是回家后听邻居讲述的；而他们的儿子正在学校上学，娘俩儿因此暂时躲过了一劫。富明伦断定，兄长做工的电车公司肯定被日本人搜过了——几天前自己亲手交给兄长的那包传单，就暂时保存在他电车厂的储物柜里——既然日本人去过车厂，此刻自己也只有先去那里找车厂的工友们，看能不能从侧面打探出更多的情况。
对于兄长富海祥的意志品行，富明伦还是心中有数的，他断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弟弟。这个耿直淳朴的电车司机，虽不像救国会成员那样旗帜鲜明地反抗日寇，但却完全愿意帮助在大学任教的弟弟、支持他领导指挥的反日活动。
与他同行的嫂子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抹眼泪——兄长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有失，整个家庭无异于崩塌大半——念及这些，救国会副会长心如刀割。
堪堪来到磁器口东南方向的电车厂的外面，富明伦调整了心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以他敏感的救国会成员的身份，现在并不适宜在刚出了事的电车公司亮相，还是先让嫂子出面向工友打探比较稳妥。他赧颜地将这一点对嫂子做了说明，后者没有二话，当即独自一人走进了电车厂。
然而，出现在富海祥妻子面前的却并非是她丈夫的工友，而是张网以待的日本宪兵队便衣——告密者发现富海祥妻子的身影后，第一时间便提醒了身边的日本人。
告密者姓董名七。
董七的年龄与四十岁上下的富海祥相仿，却是个小有烟癖的瘾君子，每个月支了薪水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烟馆里去吞云吐雾、享受一番（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北平城内的烟馆也逐渐多起来了）。每每手头发紧又值烟瘾泛滥之际，难免就多了许多尴尬事，工友们曾经怀疑这个董七暗中偷盗大家的钱财、拿去做烟资。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开着末班车回电车厂的富海祥，发现登车检修的董七在中间座位下拾到了一个钱夹，并毫不犹豫地收归己有。富海祥当即劝说董七将之上交公司，以防乘客日后来寻。董七自然不为所动。
也是合当有事，第二天中午钱夹的失主果真来电车公司问询，正好在场的富海祥于是主动领着失主去了公司的经理室，揭发了董七的行径。由于富海祥将他所目睹的钱夹颜色、样式描述得极为贴切，失主自然存了几分希望；不料被找来的董七概不承认，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对富海祥怀恨在心的董七，次日晚上便趁无人之际，用还算谙熟的机修技术，打开了司机富海祥的储物柜，本意是想偷一两样可以换钱的东西报复对方。但万万没有料到，储物柜内一个捆得整整齐齐的纸包，里面竟然是厚厚一摞触目惊心的抗日宣传单。
识得几个大字的董七，起初非常害怕——这可是掉脑袋的勾当！但转念猛然记起，阁子里的警察曾经在街头巷尾贴过告示：向警察局或日本人的宪兵队举报反日分子，可以获得重奖！内心挣扎许久，最终这个染着烟瘾的机修工，选择了拿工友的身家性命去换钱！
他没敢去中国人的警察局，担心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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