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为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四为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馀罪释之，间亦释流罪。
在这个问题上，赵昺以为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其实换个角度看，大面积的实施赦免也反映出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因为宋朝一直实施重税，进而造成为数众多的、已丧失偿还能力的农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们因此成为罪犯。
而如此不仅使得阶级矛盾激化，且丧失了民心，失去统治基础。而为了缓和这种日益尖锐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别无它法的，进而也给丧失生产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机会。且把这置于亲祀的场合，无疑又直接表现着天子的慈悲，还能为皇帝涂脂抹粉。
荫子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态的世袭制，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处处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为亲祀制度的政治附加，亲祀荫子在宋代已有一个本质的变化。这是优待以士大夫为主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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