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舶定是占据了多数，而小船只是用来转运货物和人员，以及作为救生之用，可数量不会太多。
如此算来，这批船大、中型海舶数量至少在半数以上，仅残余价值来算，自己就是是倒上一手都能大赚一笔。即便有些船需要修理，帆桨有些缺失，自己花些钱整修一番，仍然是只赚不赔。而船到手了，赵昺也不打算当下给钱，而是准备以应付给自己的盐税抽成抵顶，省下的钱他还要置办货物，招募水手呢！
当然赵昺向来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知道上千艘商船的运营不亚于一支军队，从招募水手、置办货物、长途航行，以及回程贩卖的货物都要有计划的，只所需的各种人手就得数万人之众。而赵昺作为幕后老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操持，而是需要有人打理。
而当下赵昺手中就有这么一批人才，当年在琼州为了获得急需的物资和将假币花出去，事务局专门成立了采买办，并组建了一支远洋船队，专门从事海上长途贩运。十几年来他们的足迹已经遍及四海，东北至高丽、日本，东南去过东南亚诸国，并涉及中、西亚航线，已经发展成拥有一百余艘海舶的船队。
有了班底，赵昺自然不愁，在拿到文书后立即召见了几位主事的，他一边命人迅速南下接收船只，检查船只状况，招募水手。并设法将从水军和陆战队退役的官兵高薪招入商队，组建护卫队。与此同时，开始在各个港口设立办事处置办货物，准备待明年信风到来时投入运营。
赵昺自从有了商队以后，精神变的大好，每日亲自谋划、督促，仿佛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大老板。而他这么操劳，真的不是只为自己，因为他懂得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但是在背后驱使人们劳动的，则是贸易及其带来的利润。如果没有贸易，劳动的意义就只在满足生存，而财富是不会产生的。所以从本质上而言，是贸易创造了财富，而不是劳动本身。
赵昺清楚在宋代商业已经十分发达，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是在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仍然是古代经济的主流形式。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仍然是财富是汗滴禾下土的劳动人民创造的，而商人只是附着于劳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商人是剥削者，还是处于士农工商的末等地位。
来自无民不商时代的赵昺已经能理解和明白千百年来对商人的种种抹黑和中伤，是有失公道的。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勤劳，对他们能否致富，其实是这个条件并非一成不变的事情。有时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否致富，关键点不在于他们是否勤劳，而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容许自由贸易的商品市场。
凭直觉去看，财富是汗滴禾下土的“劳动人民”创造的，但深层原因是商人刺激了“劳动人民”、是商人解放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力。这些财富之所以创造出来，不是因为人民勤劳，而是因为自由贸易的繁荣。只要存在一个容人致富的市场，那么再懒的人也能变得勤快起来，而一旦市场消失了，无利可图了，那么再勤快的人，也会选择晒太阳，最终财富就无法生产出来。
因而赵昺清楚只要贸易繁荣才能激发出百姓的生产力，当下产品滞销，不仅会导致手工业的倒退，令市场萧条。同样会使农业受到影响，手工业的停滞，那么农业生产出来的初级产品也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只能烂在家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产品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封闭流转，自然也难以获得利润。
所以赵昺觉得自己当下干的同样是一件大事，他推进了商品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解放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力，促进了各行业的发展，才能实现藏富于民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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