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民开放，击鼓者不受身份所限，“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均许到本院陈情。
大宋生民亿万，世务剧繁，皇帝只是世俗世界的至尊，而非无所不能的神人。要不要先请文臣审核官民递交的状纸，再酌情选呈御前，以减轻皇帝的重荷呢？历朝皇帝都议过此事，但答案仍是当然不能。谏臣们认为国人到登闻鼓院，只为自身的诉求能“上达天听”，中间如果隔着一道关卡，人们上书言事时，就会多了些顾虑，有了皇帝的作保，国人才更敢于在登闻鼓院实话实说。
而在大宋朝不仅有民告官之事，官告官也是常见之事。登闻鼓要是敲得好，即敲掉政治对手的权位，有些恋栈的官员，便曾指使管下的“良民”到登闻鼓院打鼓，为官员的连任造势。当然官告官并非多为私仇，也有出于公义的凛然之举，不过官民还是得慎用登闻鼓院的那面大鼓。
原则上朝廷有禁人越级上诉的例禁，击鼓鸣冤只是纠正司法错误的权宜之计，人人若都到京城申冤，州郡的守官就显得尸位素餐了。另据大宋刑律，击登闻鼓诉事若不实，将判八十杖的肉刑，却非评书中为敲鼓要滚钉板。总体上，登闻鼓制还是有良效的，它是国人昭雪冤情、下情上达的通天之路，也是检验政治清明与否的一张镜子。
在贤明君主执政时期登闻鼓确实有上达民情、监督官僚的作用。虽然百姓上诉到登闻鼓院的冤案一般都能得到解决，对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登闻鼓制度也还有其局限性，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圆满解决。可叹的是宋朝以后，击登闻鼓的条件日趋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虚设，并规定击登闻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无端刁民的恶意上访，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备，登闻鼓仅成了一种象征。
赵昺清楚本朝的规矩，凡击登闻鼓，皇帝不管在干什么，都必须上朝。现在虽然正在举行朝会朝贺太后归京，但是也必须停下来，否则众目睽睽之下自己如何向众臣交待啊！而他已经知晓陈宜中的计划，就是想借今日大朝会敲登闻鼓，逼自己当众臣面应对，并提请太后罢黜自己。
虽然心里有底儿，可赵昺还是心中忐忑，因为在大宋的历史上确实因登闻鼓惹出过大事件，逼的皇帝改变主意。那是在靖康年间，朝廷被迫向金国割地求和，罢免主战派大臣李纲。太学生陈东率领数万市民涌上开封街头，呼吁复用李纲与名将种师道，并罢去妒贤嫉能的李邦彦。适逢李邦彦入朝，民众群起怒骂，之后他们来到登闻鼓院，击鼓求见皇上。
因当时官员的措置不当，导致和平的请愿演变成暴乱。钦宗迫于汹汹群情，不得不起复李纲为京城防御使，扳回战场上的劣势，使得形势略微好转。但随后钦宗与徽宗被女真人掳走后，赵构在应天府继位，陈东连续上书请留李纲，并请赵构御驾北征。黄潜善、汪伯颜等人以“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等言语激怒了赵构，将陈东处死。
赵昺明白无论是陈东的成功，还是牺牲，并非是哪个皇帝害怕他，而是惧怕万人齐击登闻鼓造成的影响，从而引发群体事件，导致的发生，就如同现代的‘颜色革命’。如今陈宜中就是想效仿当年公车上书，迫使太后罢黜自己，重新启用他。
且赵昺知道陈宜中极为擅于煽动，在当太学生时就曾与刘黻、黄镛、林则祖、曾唯、陈宗等人上书罢免权臣丁大全，被时人成为‘贤关六君子’。可见其有着领导群众闹革命的经历及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搞群众运动也算是行家里手，让他还是有些紧张，万一应对失措可就砸了锅啦……
登闻鼓、检两院受理的是各级机构处理未善的事。按照程序，地方的进状人必须是有经过县、州、转运使受理未善的事时方许上言。而在京者诉讼须先所属寺监，次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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