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中国的官僚，从来不乏搜刮有术之辈。主意很快就有了，无外乎还是那三大法宝，第一，铁盐官营，第二，榷酒酤，第三，收算缗钱。
不过卢世荣做的更绝，其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进一步加大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改革钞法，重新实施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限制海外贸易，推行官本船。建立常平仓，稳定物价。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但不可否认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
在赵昺看来，卢世荣的经济计划却更像是历代专卖之法与王安石的变法的大杂烩，多数政策都是炒冷饭，并没有多少创新。且其政策的基础是理财，而不是生财。也就是说实际上社会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不过是将本应由皇室贵族及商贾所得的资产强行收归国库，创造出虚假的增长。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财政政策对国家损害是极大的。
这当然不是赵昺妄言，而是有历史教训的。汉武帝数次征讨匈奴，四代人攒的家底让刘彻一下子就给糟蹋光了，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获取更多的金钱完成自己的伟业。汉武帝之前，铁盐包括铸钱，都可以私营。民间可以煮盐、打铁买卖农具甚至兵器，当然如果得到官府特许，还可以开采铜矿，开炉铸钱。
现在，这些个挣大钱的事业，都被官家包了。盐的质次价高，反正你也得买，不买没盐吃。至于铁器，也是如此，反正你得用，想用就只有官家一个渠道，买回来的家伙不好使，只好将就。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告成，钱都直接给刮到官家的府库去了。
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
卢世荣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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