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一片哗然。彼时真金在经济压力下启用了桑哥一班色目人，把持了朝政，而这时那些汉臣不但纷纷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要带兵请缨出战。而他自己也是如此，恳求大汗让他出征。
现在想来，贺惟贤觉得就是个笑话。但彼时却非如此，他出身汉家，自小受到儒家教育，因而不难看到汉臣们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而李谦等清流派更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正确。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蒙元当下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南朝这样的曾被灭国者低头，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轻言战争”是清流派对外主张的通病，同样也是儒家传统士大夫的通病。汉臣们的主战言论建立在儒家传统思想上，符合道德伦理观，爱国忠君。而实际上，却不了解当前局势，也不清楚自身实力，不是经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细致分析而得出，仅仅因为因为要‘尊王攘夷’就轻率言战，而没有考虑战争的现实问题。
真金在这个时候对伯颜的决定予以支持，同意毙敌锋芒，转入战略防御。但是在内外的压力下很快又改变了主意，伯颜的方略在汉臣和宗王们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其被再次召回朝廷，很快又被派往西北陪同铁穆耳抚军，真金起用少壮派的玉昔帖木儿主持山东、河南两个都万户府，准备对宋战争。
对于真金的决定，贺惟贤以为其终归是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因而深信只有实施汉法就能重振大元，一班亲信汉臣也同时得到起用，协助他理政，并谋划对宋战争。贺惟贤对于李谦这些清流并不厌恶，他们对时局的认识有局限性不假，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他认为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学习南朝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新事物非常抵触。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也支持发展火器，发展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新军。
而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但清流派对宋开战的主张，却是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相较之下伯颜的策略更为客观。可惜的是当时包括真金在内的朝臣们都看不清，其也屈从了主战派，选择了支持对宋发动战争。
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的是真金为了标榜自己，行的是正义之事，出的是正义之师，没有选择正确的时机开战。而是命玉昔帖木儿不断在江东挑衅，从而达到激怒南朝小皇帝先行开战的目的。结果目的是达到了，可也丧失了先机，南朝一动手就是狠招，在江东强渡长江连夺数州，直逼扬州城下，占据了战略主动。
南朝的一连串迅猛的动作可以说打懵了蒙元君臣，扬州不仅是重要的税赋重地，且也是战略要地。南军据此就切断了运河，从而给调集物资和运兵造成了极大困难。要想南下只有击败扬州城下的南军，才能继续南下，否则就有被切断后路的危险。
事后，贺惟贤觉得此刻蒙元停止用兵，与南朝议和，还是有可能避免战争的扩大。毕竟此时南朝朝野并不主张北进，与蒙元开战，但是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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