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操纵的，那么其中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在其中就很说了。统治者也发现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象明朝的万历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谏’的极端形式上谏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奏疏很长，与赵昺此前看过的抄本大体相似，只是在次序和着重点重新进行了调整、编排，内容也依然保留了前辈文人士子清议之魂——清。他们很自觉的和农工商割裂开来，他们对经济，国防，民生之类的实际话题，仍然用于探讨，而不屑于实践的；对待政事和人物，还是从道德角度出发……
“启奏陛下，奏疏学生已经诵读完毕，请陛下衷心纳谏，祛浊澄清，清除积弊！”差不多有两刻钟，杨连山才宣读完毕，然后将奏疏躬身呈上。
“汝等所言，朕多有不解，还要向诸位请教一二！”赵昺接过转呈的奏疏，有小黄门搬来一张书案，摆上了笔墨纸砚，他在案上展开，装模作样的看了几眼，笑着道。
“学生等不敢！”众太学生躬身还礼，但对小皇帝下问的姿态感观大好。
“汝等劝谏朕要实施仁政，朕便想问何为仁政？”赵昺略一沉吟问道。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施仁政要以民为本！”张瑞丰抢先回答道。
“以民为本又当何解？”赵昺再问道。
“君爱民，施政者不与民争利，使百姓安乐！”李耘答道，心中却是疑惑，小皇帝为何要问如此简单的问题。
“朕再问，何为安乐？”
“当然是无外患侵扰，政治清明无内忧，百姓丰衣足食，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郑友梅终于抢到了一次先手，颇为得意地道。
“我朝可有外患？”
“中原未复，故都仍陷敌手，鞑子虎视江南；西南滇地动荡，威胁湖广；川蜀之地大半尚在敌手，依然可沿江南下，威胁我朝腹地；东南沿海，高丽盗横行，侵扰州县，劫掠商船。当然是外患深重，危机四伏！”杨连山回答道。
“我朝可有内忧？”
“当下朝中奸佞当道，结党营私，崇武废文，士人报国无门，百姓苦于征伐，自然是内忧深重！”杨连山再答道。
“如此朕就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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