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确是如此，朱陆两位高贤入仕后，皆对时弊进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谢枋得道，他对两人的品德上也没有什么疑义。
朱熹在入仕期间，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诏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隆兴元年十月，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陆九渊认为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是医治国家疾病的“四君子汤”。光宗绍熙元年陆九渊被任命为荆湖北路荆门知军，当时，金兵南侵压境，荆门地处南宋边防前线。其看见荆门没有城墙，认为这个行政区域位于江汉平原，道路四通八达，南面捍卫江陵，北面支援襄阳，东面守护随州、钟祥，西面扼守宜昌；荆门巩固，四邻才有依靠，不然就会腹背受敌。于是，下决心修筑了城墙。
陆九渊还大刀阔斧地改革荆门军的税收弊端和不合理的体制以及官场的陈规陋习。外地的商贩纷纷前来荆门做生意，使荆门的税收日增。他推荐或提拔下属，并不看重资历与出身。他认为，古代录用地方官员，由于不受资历和出身的限制，表现好坏便容易区别，后世斤斤计较资历和出身，有无政绩就不容易判明。
陆九渊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到上任第二年，来打官司的每月不过两三起。
“他们官做的很好，官声也不错，为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赵昺反问道。
“因奸佞当道，又因他们一心向道，不愿入仕！”谢枋得道。
“吾却是不这么认为？”赵昺摇摇头道。
“五哥儿以为如何？”王应麟道。
“吾以为他们不会变通，也不懂的为官之道，书生意气空有一腔热血，最终只能无奈退隐乡间著书授徒。”赵昺言道。
“……”
“吾知道你们不服气。”赵昺看看几人的脸色笑道，“为官者不仅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也要有‘上知君意，下体民情’的务实。而更要懂得官场之上并非皆是贤德之士，其中也不乏心术不正的小人。”
“五哥儿所言不错！”王应麟点头道。
“庆元党禁之事，诸位当知，监察御史弹劾朱文公‘十大罪状’，引发对理学的清算，其被斥之为伪学魁首，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之言，他落职罢祠，门人或流放，或入狱，皆受其牵连获罪。这是为何呢？难得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贤良之臣，皇帝也昏聩之辈吗？”赵昺边走边问道。
“这……这因奸佞沈继祖陷害，其极尽捕风捉影、移花接木，以颠倒捏造的手法炮制罪证，而宁宗皇帝和朝臣被其蒙蔽，从而导致党禁惨祸的发生。”这个问题很敏感，王应麟想了想才道。
“王先生就比朱文公会做官。”赵昺笑笑道，“其实我们都知党禁的发生是因‘经界’而起，时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员士绅吞并百姓土地，而赋税并没有随着土地的转移而划转，致使田税不均，失地百姓承受更为沉重的赋税。而朱熹提出行经界，重新核实田亩，随地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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