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也。”
“陛下可知这六条之意指？”应节严对小皇帝的回答也十分满意，但为师者的毛病又犯了，端起茶水喝了口问道。
“刺史所遵条例的中心是治官，而非治民。但这六条来看，比文帝之时又有扩大，而也正是由于其肆意增加刺史之权，以致后期刺史开始参与行政，为汉末的动乱埋下隐患！”赵昺言道。
随着年龄‘增加’和执政的经历，赵昺意识到前世的那些经验和知识已不够用了，他不得不潜下心来研究那些自己从前最厌恶的经史。这两年他床头的游记和地志已经换成了历代史书，以从中吸取经验，而他有了这么多年名师教导的底子，加上超乎常人的领悟能力，潜下心来还是有所得的。
如此应节严的问题是难不住他的，这六条中，除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并限制贫富两极分化的，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守二千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允许地方官员行政过程中背公营私，不允许对民众滥用刑罚，制造冤案，不允许买卖官职，贪污纳贿，其中有一条还包括郡守二千石的子弟，换一句话说干部子弟如借父母之势为非作歹，也在监察范围之内，比之文帝时权力已经有所扩大了。
“陛下对汉设刺史一职监察地方官员似另有所想，且以为无益于国家治理。”应节严话似平淡，可谁都听得出来，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不错！”赵昺回答的很干脆，并不否认自己的看法道，“文帝与武帝设刺史一职监察地方本是临时之策，当时国家内部社会动荡不定，地方豪强欺压百姓，郡守暴虐，权贵们更是横行不法；外有匈奴压境，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社会上群体事件连续不断，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就不得不派遣刺史来巡行下属的郡县。”
“初时刺史并无固定的治所，也无自己的属官。但随着发展，刺史不仅有了固定的治所，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属官，且也干涉起郡守在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成帝时任御史中丞薛宣在奏疏中讲到当时社会不稳定的原因时言：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可见其害。”
“而刺史直接插手干预郡守的事务，直接干预所属诸郡的行政事务，那么它的行为方式已远远超出监察官的范围了，它自然而然地成为郡县一级以上的一级行政机构。一旦局面形成，刺史作为监察机构的功能便逐渐消失了，业已成为郡县以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刺史与郡守之间就成为利益共同体了，且州部刺史控制的区域比郡县大得多，一旦朝廷由于内部的分裂和矛盾的出现，对地方控制力下降时，州部与朝廷势必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朕以为此乃亡国之道也！”
“陛下所言正是。东汉后期，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为州牧，刘焉等以朝廷重臣出任州牧，当时刘焉是太常卿，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董卓之乱以后，朝廷分裂，各地的州牧便成为各地的诸侯王了，州牧的官职亦可父子世袭。正如刘昭注《后汉书》中所言：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刘黻点头称是，引经据典道。
“嗯，彼时郡的地盘小，郡与郡之间，互相有一定的牵制，故要称雄一方比较困难，而州的地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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