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程姑娘若是被放出宫去，只怕也会被世人厌弃，孤老一生了。”苏岚却是心软了，心有不忍地道。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总比日后遗祸宫中，害死家人要好的多，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赵昺毫不怜惜地道。不过他也知道随着小生命们的降生，宫中和谐的局面也许就将被打破，上演一幕幕兄弟阋墙的惨剧。想想真是心烦……
虽然对喜从天降毫无准备，不过赵昺还是很快接受了。且他的精力又很快转到即将开始的征西上，他近日接连召见兵部官员，详细询问了粮草、器械、服装、军饷的准备，兵员士气等情况，又召江南西部制置使江钲入京，听取其意见，会同枢密司制定作战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了解情况的只限于正、副相和尚书省、枢密院侍郎以上官员及相关职司主官，但是今天举行的有关西征的廷议中，他却与众臣出现了分歧。按照他的意思，此次征西的主将兼管军政，如此即便于加强统一指挥，也便于调度辖区物资。可他的意见却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连陈任翁和江璆都不例外，以为应由朝廷派遣大员坐镇指挥，统筹全局。
此事让赵昺十分烦恼，他的观点是出于作战需要，但是众臣的出发点则是国家制度。其实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能顺利收复西川，只是操作上有分歧，可赵昺也难以说服对方。而在大战即将开始之际，上层却无法形成统一，使他焦虑又无奈。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孔子删定《诗经》，保留先秦的一首民谣《北山》，不仅为后世所熟知，也是学者们借以佐证中国的政治“家天下”的传统。但是后世人们所不知的是在宋朝却有另一番解读，也成为大宋士人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论基础。
在大宋的士大夫看来，对此句的误读是读书不求甚解之故。其实《北山》这首民谣所表达者，无关“家天下”与“财产权”，而是臣民在抱怨国王分配徭役的不公：都是君王之事，为什么惟独我这么辛苦？即使抽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句来看，它所描述的也是井田制下的土地“保有权”状态，并不是说天下土地归王私有。
且自战国以降、封建制解体以来，除了严格实行均田制的短暂时代，中国的土地制一直就是私有制，赵宋立国，“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更是谈不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了。换言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关于财产权归属的描述，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宣示。
如此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又确有“家天下”的味道，但宋朝学者有一番解释，又使其涵义发生了反转：“盖王者无外，以天下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财物之在海内，如在橐中，况于贡赋之入，何彼我之云哉？历观书传，自《禹贡》以来，未闻天子有私财者。”
根据他们的阐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非表示人民无私产，恰恰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意味着天子无私财，而以天下为家。再推论下去：既然天子富有四海、以天下为家，那么他便不得私敛财物，更不得挥霍无度。君主的日常用度，也非一家私事，而是公事，因此，需要接受政府的管制。
另外太祖立国后，又以分权制衡建立起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为防范相权独大，威胁君权，宋朝采取了三项措施。首先，把最高行政机构分为中书门下与枢密院，把原属宰相的那部分军事权力划给了枢密院。其次，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防范宰相专擅。另外，增设三司总理全国财政，把财权也从宰相手里分割出去。
在地方政权上，派遣文官主政州县，直接对皇帝负责，另设通判掣肘州府长官。在州府之上，派驻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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