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根本就是钱。
加征加派搜刮小民，只会使民众不堪其负而动乱不休，朝廷想要将广开财源的对象从田丁税加派转移放到商税头上，也就是减轻小民的负担，让地方上的世家豪族多承担一些，大思路是正确的。
只是非常可惜，商税增收触及到士绅大族以及地方上的根本利益，阻力之大也是难以想象的。
无论是开源还是节流，其实关键的问题不是讨论，而是实施。
从崇祯元年到崇祯二年八月，已经两年多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吵出一个结果。
孙承宗腻烦了朝廷党争却苦于无力挣脱，眼下山东匪患难解。
他愿为王驱，鞠躬尽粹、死而后己都在所不惜，只可恨，中枢视他如猛虎，锁住了他的手脚才安心。
名义上他是大军统帅，十几路监军，吃拿卡要，对于原来并不充裕的军费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袁可立按在楸木棋盘两边叹道：“我多年来只关心兵事，对国帑补足之事，见解却浅了，实在没有什么能拿出来献丑的拙见……”
登、莱两地为秦陈两贼兵祸肆虐，现如今依旧是满目疮痍，依旧没有恢复昔日之景色。
孙承宗笑而不语。
他不相信袁可立并没有意见，只是他不敢说。
“不过，我那学生全旭精通杨朱之道，他遣人写信，不日将抵达登州，或许，他可以提出治症之良方！”
孙承宗其实并不相信全旭能有什么好办法，在他看来，这是袁可立的政治智慧，用学生的嘴把方法说出来，事情还有缓和余地。
如果是袁可立提出，无论是上折子，还是私下议论，恐惹非议。
……
在登州的孙承宗和袁可立为难，京师的崇祯皇帝同样为难。
每天的朝会，几乎成了菜市场，官员们像泼妇一样，大吵大闹。每日弹劾钱龙锡的弹章都要用竹筐装，有时一个竹筐还装不下。
这些弹章让崇祯皇帝看得头大眼昏，更重要的是他非常生气。
也可以说，弹劾钱龙锡就是在打崇祯皇帝的脸，毕竟，想要淘汰冗官是他的想法，为朝廷节省资金，也是他的本意。
只是，刚刚试探了一下，朝臣们的反应实在是太剧烈了。
现在众臣们上书弹劾只是一方面，还有请愿，就连国子监的监生们也参与了进来……
总之，一地鸡毛。
所谓什么样的环境，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性。
崇祯皇帝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延续二三十年之久，他们老爹的地位摇摇欲坠，好几次连小命都不保了，他和天启帝也跟着担惊受怕，一夕数惊；
好不容易熬死了万历，老爹终于登基了，本以为守得云开见月明，没想到红丸案发，他们老爹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一命归天了。
接着，哥哥天启当了皇帝，身体向来健康的哥哥，仅仅七年就随老爹驾鹤西去。
现在，童年那种那朝不保夕的恐惧又回来了。
这种种不幸的遭遇几乎扭曲了崇祯的人格，他变得极端偏执、多疑，极度缺乏安全感，谁都不敢相信，对谁都不敢真正放心。
钱龙锡已经被黑出翔了，崇祯皇帝脑袋中反而生出一个念头。
难道这货在跟朕玩苦肉计？
崇祯皇帝也读过书，读过史，他也知道古往今来，只要参与变法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是好下场的。
钱龙锡怂了，于是就让人弹劾他，好借机下台。
要不然，众正盈朝，都是正人君子，谁敢弹劾内阁次辅？
不得不说，崇祯皇帝的脑回路相当清奇。
钱龙锡不是想弹劾引退吗？
朕偏偏不让你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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